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

「胡說八道」和「胡言亂語」是什麼意思?

有人說「胡說八道」是「胡人說佛教的八正道」。因為胡人不懂佛法八正道,所以是「胡言亂語」,也是「亂講」的意思。
這說不通,因為釋迦牟尼在古時候完全是被中國人視為胡人,所以從前有「老子化胡」點化釋迦牟尼的傳說,釋迦牟尼這這個胡人,講自己的佛法八正道,絕對合於法義,根本不是亂講。

所以「胡說八道」意思應該是,釋迦牟尼這個胡人,講的佛道會撕裂中國的天道思想,因為「八」的形狀就是被扒開而分裂,「八」的本義是「分別、分異」。
所以「胡說八道」真正的意思是「胡人釋迦牟尼的佛道,會扒裂中國的天道」,所以釋迦牟尼這個人是「胡言亂語」,也是「亂講」。
所以說,佛教徒平時絕對不適合用「胡說八道、胡言亂語」這兩個詞。
從「胡說八道、胡言亂語」兩句成語,可以看出古代具有天道思想的中國人,防佛教就像防小偷一樣。
現在那些講「佛道會通、佛道一貫」的人,應該也要看清佛道根本的不同與不相容,才不會出現「胡說八道、胡言亂語」。

2017年9月17日 星期日

第九識「阿摩羅識」和人之初性本善

《三字經》開頭就說:「人之初,性本善。」為什麼說性本善,不說心本善?因為人心是善變的,有時好有時壞,所以心不是本善,只有天道給我們的天性,才是純善的,所以才能說性本善。

純善的本性,是人能向善的保證,如果人只有忽善忽惡的心,根本就不可能往善良的方向走。所以老子講人從天道那裡得到「真精(清淨無雜純真純善的靈性)」,所以人才有絕對向善的能力。

佛教的麻煩是反天道,所以沒有從天道那裡來的「靈性」,只能講「心」,所以他們想盡辦法要證明「心」也有純善不滅的最深層部份,但真的很難,因為如果心的最深層是純善,那心就絕不會忽善忽惡了,因為既然是好樹,就不會結壞果。

於是有些佛教法師就開始講「第九識阿摩羅識;真如真心不滅」但最後贏得的不是佛教的掌聲,而是外道邪師的惡名。
佛教《轉識論.第十八頌釋》說:「此境識俱泯,即是實性,實性即是阿摩羅識,亦可卒終為論是阿摩羅識也。」

但「阿摩羅識」類似老子講的出於天道,不生不滅的「真精(靈性)」,所以現在沒有大乘法師敢講,因為講了「阿摩羅識」,佛教會變成老子道家的泛神論。

「人之初、性本善」很多人都朗朗上口,但真正明白「性善」哲學原因的人並不多。「性善」是泛神論的思想,因為人的「靈性」是從天道來的,所以絕對是純善的。人會變壞的是個人自己的「人心」,而不是「靈性」,一個人的「靈性」如果被他自己的「人心」遮蔽而不能彰顯,這個人才會做惡。

佛教心性與道家命性之比較


佛教反天道第一因,所以佛教講「身、心」不講「身、心、靈」,因為「靈、靈性」是從天道第一因而來的,所以佛教不講「靈、靈性」。

所以在講「性」這件事時,佛道兩家根本不同,完全不能相容。新儒家狂妄力倡的「儒釋道三教會通」,其實是新儒家的搞的騙局。因為儒家沒有自己的哲學,所以就只能靠東搬西湊來過活,可憐的是被騙的天下蒼生。


2017年9月16日 星期六

佛教沒有靈修,不相信靈性

如果你信佛教,你一定要知道佛教是反天道第一因的。

因為反天道第一因,所以佛教才會不承認「靈、靈性」,因為「靈、靈性」是從天道第一因而來的,佛教如果承認有「靈、靈性」甚至承認「靈魂」,就必須承認有天道第一因。
所以現在很多信佛教的人講「靈、靈性」,甚至講「身心靈」或「靈修」那是附佛外道的邪法,根本不是佛教正法。

老子道家講「身、心、靈(精)」,但佛教只講「身、心」不講「靈」。「靈」是來自於第一因道,所以要承認靈的存在,必須承認有第一因「道」的存在,但佛教不承認第一因「道」,所以佛教不相信「靈、靈性」。

佛教講的「佛性」也只是「心性(心的性質)」而已,不是上天賦予的「靈、靈性」,所以佛教不相信人有「靈魂」。

「練氣士」什麼時候變「禪修」了

在外面遇到很多人在學佛教的「禪修」,但這些未必是真的是佛教的「禪修」,有些其實是中國武術或印度教或道教的「練氣士」在練的東西。




台灣很多人在「禪修」,但概略而言中國大乘的禪法講頓悟,和印度講漸修不同,也和道教練氣士講氣動不同,但很多人都搞不清自己是不是真在學佛教的「禪」,還是去練功夫。


老子道家,只要保持身心合一不妄行動,做個正常人就可以了,老子道家要下功夫的是對天道的認識和奉行(觀眇 、觀噭),所以禪修不是老子道家的生死要事,如果要練心志和身體,那就找自己平日喜歡的活動都可以。

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

《雜阿含經》的「中道」邪見

「有、無」是名,「道」不在名相之內,所以「道」不在有無之間。


佛教《雜阿含經》講的「中道」,是從「縱欲極樂(執樂)」和「自虐苦修(執苦)」這兩者之間,取其中而得,這種「中道見」,完全進不了神哲學的範疇,和儒家講的「中庸」一樣,最多只是佛陀個人的道德論斷,也不是真理。

釋迦牟尼這種「中道」的「道」,是生於「樂」的概念和「苦」的概念之間,是從苦樂之「名」的知見所出,不是老子道家自然自有,獨立不改,能生能養、有命有體的「道」,所以是老子道家所認定的「中道邪見」。

《雜阿含經》是佛教中,最早講從樂和苦兩者,取其中而用的「中道」,這種「中道」和儒家的「中庸」一模一樣,都是從「名」所出的邪見。

但這些「中道邪見、中觀邪見、中庸邪見」全都被講三教會通的新儒家異端,摻入了老子道家的思想中,完全遮蔽了《道德經》所講,自然自存、能生能養、有命有體的「天道」,由此可見異端的可怕不是人,而是文字。

你會認為政客所講的「中間路線」是真理嗎?你會以為政客也信仰自己的「中間路線」,並且奉以為真理嗎?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會,其實佛教和儒家講的「中道、中觀、中庸」根本不是什麼偉大哲學,翻譯成白話文就是「中間路線」罷了。

2017年5月1日 星期一

談老子道家的「獨立人」和「鬻人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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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談老子道家的「獨立人」和「鬻人」》

老子道家的《道德經》說,有一種人叫「。「鬻(yù /ㄩˋ)」是「幼稚、衒賣」兩種字義的結合,所以「鬻人」就是「幼稚而愛衒愛賣弄的人」

《道德經》說,這種「鬻人」極為「精明機靈、神采飛揚(鬻人昭昭),經驗老到、無所不知(鬻人察察)」。

鬻人」和別人的結合,就是幼稚地「賣弄自己」,這「衒賣」兩字,就是一種商業的結合,說白一點就是生意的結合。

2017年4月30日 星期日

《奴隷時代的怕死教義--兼論老子道家的「無死地」生死觀》

 《奴隷時代的怕死教義--兼論老子道家的「無死地」生死觀》
 

關於舊中國「儒、釋、道」三教共構的文化,我只有以下的結論:「儒家創造了帝王封建極權制度,道教和佛教則幫忙培養這個制度中所需要的奴隸。」

從「佛教」來看,如果你打開《圓覺經》,或其他佛經,你經常會看到「平等、不二」這幾個字,就在經文之中。

但是你可以看到舊中國的僧人,可以把「平等、不二」這四個字,講得天花亂墜。就是從來都不講,佛經本際的「平等、不二」,就是要轉化成世界人類的「平等、不二」,才是真正的圓覺實證,才是真的世間法。

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

聖世經典《道德經》 ──兼論老子道家「無為法」與「科學特性」


在以下《聖世經典「道德經」──兼論老子道家「無為法」與「科學特性」》一文中,我提出了《道德經》是「盛世經典」以及「無為法」是「科學方法」的理論。

這兩個理論中,我將老子道家,定位於「盛世」的創造者,以及「科學方法」的應用者;如此不但可以把老子道家思想,完全落實於這個世界,還可以一舉突破當前宗教外道曲解《道德經》所造成的困境。

在這篇文章,我把老子道家的神學定位為「盛世神學、科學神學」,這個創舉,對未來老子道家思想的傳播,一定會起很大的正面作用,並且也會發出極大的信仰力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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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兼論老子道家「無為法」與「科學特性」

2017年2月4日 星期六

台灣地名由來

最早根據荷蘭時代,甘治士牧師「Georgeius Candidius漢名:喬治.甘治士(1627-1637在台)」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「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Isle of Formosa, by George. Candidius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 there」》一文,荷蘭殖民之前,台灣的大明漢人稱台灣台南地區叫「Tagowang大溝灣、大港灣(溝與港兩字,古代通用)」這是台灣名稱的真正來源,其他名稱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同路人,故意用錯誤資料來騙台灣人的,明《東蕃記》說的「大員」,也是從「Tagowang大溝灣、大港灣」簡化成「大灣」的閩南語音譯,所以「大員」沒有任何字面意義,並非原創。

2016年10月21日 星期五

台灣史台灣明代王時代「軍事制度」之研究
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派遣來台灣的第一位牧師「George. Candidius喬治.甘治士)」寫了一篇《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Isle of Formosa福爾摩沙島簡述》。
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記載,台灣大明漢人每16-18戶,就密集設有一個「temple廟宇、宫觀」,年輕人在晚上,必須睡在這個配備有「weapons武器」,並擺設敵人首級的「temple廟宇、宫觀」裡。我們看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中的一段記載如下:
「Afterwards the head is carried to the temple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of him who has gain'd the' victory (for to sixteen or eighteeh families there appertains a temple , where also the young folk sleep at nights )' 」
我簡單翻譯如下:「戰爭結束之後,敵人的首級,被帶到屬於勝利者的廟宇,(十六戶人至十八戶人所屬的一座廟宇,這廟宇也是年輕人,夜晚睡覺的地方)」
依照荷蘭牧師甘治士和其他荷蘭文獻,以及其他記錄,台灣大明漢人的「temple廟宇、宫觀」裡,供奉的是「太上老君、Tacafulu天罡回祿、Tupaliape土伯雷部、」,以及「二十八星宿Tekarukpada、Tamagisangach、Sariafing…」等道教神明)。
甘治士牧師所說的「temple廟宇」,台灣大明人稱為「kuwa觀」,「kuwa觀」其實就是道教的「宮觀、宮閣」。
明、陳第《東番記》稱這些「kuwa宮觀、宮閣」為「公廨」。他說:「族又共屋,一區稍大,曰公廨;議事必於公廨,調發易也。」其實「公廨」是陳第的錯譯,「公廨」應是台灣大明漢人所稱的「kuwa觀、宮觀(宮閣)」才對。
由於台灣大明漢人講的道教「宮觀(宮閣)」,發音近似陳第福建連江話的「公廨kong-kài」,所以才會被陳第誤譯為「公廨kong-kài」,而清代《安平縣雜記》則以閩南語誤稱「宮觀(宮閣)」為「公界kong-kài」,其他也有稱為「公堺kong-kài」。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,大明漢人的「宮觀(宮閣)」根本就不是福建各地方言所稱的「公廨、公界、公堺」。
由此可知甘治士牧師說的「temple廟宇」,就是陳第講的「公廨」,而「temple廟宇、公廨」其實就是台灣大明漢人的「kuwa、觀、宮觀、宫閣」。
台灣大明漢人的「temple」就是道教的「宮觀」,也可以確定每十六戶人到十八戶人,就設有一座「宮觀」,裡面設置有各種道教神明,作為常態性的祭祀,並且所有未婚男子,夜晚必須在「宮觀」中留守過夜,所以這種「宮觀」,並不是小型建築,而是能夠提供多人住宿的稍大型建築,因此《東番記》才會說:「族又共屋,一區稍大,曰公廨」。
但是台灣大明漢人除了這種固定的「宮觀」之外,在特別的「祭享、祭饗(誤為作向)」時,各莊各社,還會特別再建造臨時的「宮觀」,這種「宮觀」,也稱為「壇」。
閩南語稱的台灣大明漢人「作向」是錯的,要稱為「祭享、祭饗」才對,因為台灣大明漢人的「祭」被閩南語誤譯為「作」,而「享、饗」,則被誤譯為「向」。
清代《安平縣雜記》,明確記載在「祭享(誤為作享)」時,台灣大明漢人「各社、各莊均須設一向地公界(公界為宫觀、宮閣之誤)」,如下:
「四社番有作向(祭享),最為徵驗之要。究不惟四社番有作(祭),凡屬熟番、生番,莫不皆然。考其俗例,每年定舊歷三月十五日禁向(禁享,又疑為敬享),至九月十五日開向(開享)。當於開向(開享)、禁向(禁享,又疑為敬享)先期,各社、各莊均須設一向地(享地)公界(宮觀),建築竹屋一開,屋上蓋以茅草,前後倒水,中作一脊,…屋之左右兩傍,則以刀、槍、牌、銃四件,每件各數枝,排列該處。蓋取其作向(祭享)告神祈福、飲酒、歌舞、射獵之義也。」
文中:「當於開向、禁向先期,各社、各莊均須設一向地公界,建築竹屋一開。」可見這時所設的「宮觀」,極可能是半年期的臨時性建築,和甘治師牧師說的常設性「temple廟宇」完全不同,這種臨時性「宮觀」,其實就是道教祭享用的「壇」。我們看台灣大明漢人的《小公廨的祝詞》一文,就有「壇」的相關記載如下:
「哀哉!祈求潘家歷代祖先,山海慶吉瑞,大慶設壇,朔告上天,克庥!」
在台灣大明漢人的《小公廨的祝詞》中,潘家人在村莊裡祭太上老君,就是完全按照道教的方式,特別設「壇」而祭,所以祝禱時才會講:「大慶設壇」,這和我們現在很多台灣道教在祭祀時,往往會臨時設「壇場、神壇」的祭祀方式,是一模一樣的。
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,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宮觀」,確實有永久建築與臨時建築兩種不同的型式。
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,台灣大明漢人每十六戶人到十八戶人的固定建築「宮觀」,裡面設置有各種道教神明,並且未婚男子,夜晚在「宮觀」中留守警戒。這種型式的「宮觀」,作為「宗教祭祀」可能只是其中一種功能而已,「軍事戍守」,才可能是這種「宮觀」的最大用途。
明、陳第《東番記》講台灣大明漢人:「性好勇,喜鬥,無事晝夜習走,足蹋皮厚數分,履荊刺如平地,速不後犇馬,能終日不息,縱之,度可數百里。鄰社有隙則興兵,期而後戰,疾力相殺傷,次日即解怨,往來如初,不相讐。」
我們看《東番記》中的「性好勇,喜鬥。」可以看出台灣大明漢人,是具有軍事性格的戰鬥民族,並不是文弱的民族。
我們再看《東番記》中的「無事晝夜習走,足蹋皮厚數分,履荊刺如平地,速不後犇馬,能終日不息,縱之,度可數百里。」可以看出台灣大明漢人,無論日夜都在不斷進行軍事訓練,他們全都是能夠赤腳「日行百里」以上的可怕軍人。
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中說台灣大明漢人:「他們的作戰主兵器是軍用長矛Their chief weapons are lances.」台灣大明漢人作戰的長矛型制,和世界各國的戰爭長矛完全相同,也和他們狩獵用,有倒勾的小型「矮槊戈asegay」完全不同。
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中還說:「他們作戰也使用軍刀,以及既長又寬,幾乎能夠遮蔽全身的盾牌they also fight with swords, and have long and broad shields to c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bodies 」,又說:「他們作戰時,有時候也用日本武士刀、日本弓和日本箭。They also use sometimes Japonese Scymitars , bows and arrows. 」
我相信任何人看了《東番記》和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對台灣大明漢人的戰鬥能力和「長矛、大盾、軍刀、日本武士刀、日本弓箭」等各種自製和從日本進口的軍事武器的描述,絕對不會相信台灣大明漢人,還是處於未開化狀態的史前時代原始民族,反而會相信他們是具有強大武裝力量的民族。
所以說,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宮觀」,絕對不是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所說「where also the young folk sleep at nights」只是年輕人夜晚睡覺的地方,這麼簡單;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宮觀」,其實是台灣大明漢人「屯兵戍守」的「哨所」。
如果依照甘治士牧師所述,每十六戶人到十八戶人就設有一個固定的「temple宮觀」,那麼假設台灣大明漢人有1800戶人,這樣就已經會有高達至少100座以上的「哨所」。
如果台灣大明漢人的人口戶數更高,那麼「哨所」的數量就會更驚人,可以想見荷蘭殖民之前的台灣大明漢人,幾乎是每個村莊都遍佈「哨所」,並且隨時處於全民皆兵,隨時備戰的軍事狀態,其軍力也非常強大,完全超過一般人的想像。
明朝有軍隊有「衛所制」,「衛所制」是明朝的最主要軍事制度,是明太祖所創,類似隋唐時代的「府兵制」,明代這種「衛所制」,是抽丁(徵兵)以獲得兵源的制度,「衛所制」基本上是按人口抽丁,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,以此方式來徵兵。
台灣大明漢人依照明代的「衛所制」加以改良,成為所有年輕人,每晚都要到就近到自己所屬的「哨所」值勤戍守,以進行夜間軍事訓練和防衛任務,這也是一種類似「屯兵制度」的台灣特有的兵役制度。
台灣大明漢人在這種「哨所」制度之下,他們的年輕人其實可能全是職業軍人,所以年輕人平時可以不必完全投入於生產工作,而只要專心於軍事任務就可以。
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說:「The men lead generally an idle life,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, from the age of eighteen till twenty four. 男人通常過著閒散的生活,特別是18歲到24歲的年輕人更是如此。」但事實上,對照他們持續的晝夜軍事訓練和在「哨所」的防衛,這些年輕人絕不是懶散,他們是全職的戰士。
「哨所」制度可以保證所有年輕人除了白天的戰鬥訓練之外,每天晚上也都會定時到哨所,接受軍事戰鬥訓練,以及進行夜間軍事防衛,這就是台灣大明漢人能夠防禦領土,保護人民生命財產,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《東番記》說台灣大明漢人:「族又共屋,一區稍大,曰公廨(宮觀、宫閣之誤)。少壯未娶者,曹居之。 議事必於公廨,調發易也。」這和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所講的制度完全一樣。所謂「調發易(調撥易)」,也正是講這種「哨所制」能夠容易而快速地調撥軍隊,隨時對外興兵作戰。
《東番記》記載,台灣大明漢人「性好勇,喜鬥,無事晝夜習走。」以及「鄰社有隙則興兵」。其中「性好勇,喜鬥」的性格描述,與文中後段,對大明漢人「飽食嬉遊、于于衎衎;無懷、葛天之民」的性格描述,完全不相符合,甚至是矛盾的。
所以「性好勇,喜鬥」應是講平日不斷進行軍事訓練的徒手和兵器相互打鬥,藉以培養軍人勇猛敢鬥的戰鬥能力,所以才會讓旁人有好勇喜鬥的印象。「無事晝夜習走」則是長時間的急行軍訓練,因為他們的敵人,可能住在很遠並且交通不便的地方,必須能夠徒步進行極長時間的急行軍,才能對遠方敵人進行快速突擊。
此外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還說,台灣大明漢人作戰時,還會使用分組分隊的欺敵以及突襲戰技;在戰爭進行中,也會設陷阱伏擊敵人,這些都必須有長期的訓練,才能在緊急作戰之時,準確達成任務。
從帝王制度、軍事制度、軍事訓練,再加上「長矛、大盾、軍刀、日本武士刀、日本弓箭」等作戰兵器統合來看,就可以知道台灣大明漢人的軍隊極有規模,常備戰士人數甚至可能有數千至上萬人,根本不是一般原始部落民族的簡單武力。
這也是荷蘭人殖民台灣38年,以現代化的西洋槍砲,多次征戰,仍然無法完全消滅位處於台地上而不是高山上的「明代王國-建文王朝」的合理理由。
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確定,台灣大明漢人之所以能夠長期持續不斷地達成「鄰社有隙則興兵」的能力。「衛所」和「哨所」制度長期的「軍事戰鬥訓練」和「軍事防衛」,是成功的主要原因。
《東番記》說:「倭鳥銃(火槍)長技(長距離作戰技術),東番獨恃鏢(長矛之類的投擲武器),故弗格(因此無法抵抗)。」明顯說出台灣大明漢人,最後之所以無法防禦日本倭寇,而不斷受到日本倭寇騷擾,只是因為他們的長矛投擲距離,已經無法對抗日本現代西洋火槍的長距離射擊。所以台灣大明漢人的軍事,是敗在西洋新武器的出現,並非敗在軍事的制度和訓練之上。
我們也相信,台灣明代王時期,除了大明漢人之外,包括「Favorlang話福佬郎、Babuza包府爺、Hoanya王爺…。」以及像台灣北部「滬尾(今名『淡水』,滬尾和虎尾相同,是指『福老話(hok-ló-uē)』) 」等地方的「大明福佬漢人」,當時也極可能都是採取相同的「哨所」制度,只是其中供奉的神明有所不同而已;所以荷蘭人才會無法分辯「大明漢人、大明福佬漢人」的軍事制度之差異。
在道教的信仰之下,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哨所」裡面,當然會供奉「太上老君、Tacafulu天罡回祿、Tupaliape土伯雷部、」,以及「二十八星宿Tekarukpada、Tamagisangach、Sariafing…」等台灣大明道教的「祖神」和「戰神」,因此「哨所」就同時具有「祭祀」和「戍守」的功能。
也因此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哨所」,才會被被甘治士牧師,誤以為只是「temple廟宇」,甚至誤以為晚上在「哨所」中「戍守」的年輕人,只是在神廟裡睡覺而已。
我們從台灣大明漢人的「哨所」制度,以及日夜進行軍事訓練,並且配備有強大的軍事武器,加上其背後所隱藏的君主及三法司制度;就可以明白,台灣大明漢人,在明代應該是一支具有強大武裝力量,能夠隨時興兵作戰的民族。
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中說,台灣大明人的戰爭時間,全都會「在一天之內結束」。因此他們的作戰,即使取首級(荷蘭人當時作戰也取首級,荷蘭軍隊侵入Favorlang話福佬郎村莊時,甚至取走了22顆台灣福佬漢人的首級),多數也是屬於嚇阻性的,而非侵略性的,他們絕對不會對別人進行長時間的征戰,也不會消滅別人,所以他們的戰爭都是最低限的有限戰爭,他們雖有武力,卻不是以殺人滅族為樂的殘暴民族。
台灣大明人,稱小琉球人為「Tugin[twʊg-gɪŋ]土人(誤譯為土金)」,顯示台灣大明人確知自己是漢人而非原住民。
當時小琉球的「土人」,人口有一千多人,後來被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用刀槍屠殺和用火攻煙燻,男女老少全部死亡,少數先前被逮捕的,也全送到外國作男女奴隸,而完全滅族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種族屠殺作戰方式,比起台灣大明人的有限戰爭,是何等地殘暴而沒有人性。
台灣大明漢人只是和世界各國一樣,不幸遇到現代化而擁有新式西洋槍炮的西方帝國殖民軍,最後才會悲慘地被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「荷蘭基督教宗教恐怖主義」的迫害和大屠殺,而造成人口銳減,最後當新一代的「閩南新移民」大量來台之後,他們也因為語言和文化與「閩南新移民」完全不同,而被人數眾多的「閩南新移民」視為「番、平埔番」,而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漢人身份。
西方帝國主義在全世界,對世界各民族,全都是殘暴而令人不恥,所以台灣大明漢人落入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手中而被殖民,絕不表示台灣大明漢人,不習於武備,相反地他們原本是一個強大而文明而有強大武力的民族,只是遇到大時代的洪流,難以抵擋罷了。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入侵台灣之前,台灣大明漢人以「道教」的理想世界教化人民,他們是品德高尚的優秀的民族,住在又大又美麗的村莊裡,想要真正了解大明人的品德,就應該看看《福爾摩沙島簡述》中,以下幾段最早有關他們的描述:
「THIS island is situate in the 22d degree of northern latitude, its circumference one hundred and thirty leagues ; 'tis very populous and full of large and fair villages,這個島是位於北緯22d度,全島圍繞的海岸線是130裡格(722.28公里),島上人口稠密,充滿大又美麗的村莊。」
「This nation is very good natured, affable and faithful; they have always been courteous to us ; they are not addicted to stealing, but if they meet with any stolen goods they will not rest satisfied till they have seen it restored to the right owners, 這個國度的人,具有非常好的天性,既和藹又忠誠;他們對我們總是謙恭有禮;他們從不沉迷墮落於偷竊,甚至如果他們看到別人被偷的贓物,非得等到他們親眼看見這些贓物,重親回到真正失主身上,否則他們絕不會罷手滿意。」
「They are very trusty to one another , and will rather suffer death than betray their accomplices, 他們彼此之間非常信賴,而且寧可受苦至死,也不背叛他們的同夥。並且有具優異的天生理解力,和極為超強的記憶力。」
對比上述如此優秀善良的台灣文明民族,那些西方彼此仇恨征戰,的歐洲基督教國家相對而言,絕對是野蠻的。西方根本就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宗教,有資格來教化他們,但是他們很不幸遇到了殘酷的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,最後這個偉大的民族,竟在宗教恐怖主義的蹂躪之下,以悲劇作收,不但文明被摧毀、人口銳減,族群四散,連種族和信仰也都被徹底改造,而完全失去了自我。
我們研究台灣歷史,一定要看到台灣大明漢人的歷史榮耀,並且看到他們在政治、宗教和軍事上的成就,這樣才不會像無知的南島主義者一般,把台灣大明漢人全視為是「史前時代」的「南島語原住民、南島語平埔族、熟番」。
當然我們研究台灣歷史,更有責任要徹底恢復台灣大明漢人的歷史,和他們真實的漢人身份,讓他們不要再受到南島主義者的欺騙和扭曲,以至於連自己的祖先都被扭曲了。

2016年10月19日 星期三

《東番記》與《台海使槎錄》祕碼

陳第是故意寫《東番記》,以強調沈有容將軍和他們等人,來到台灣只見到「大彌勒」這個「夷目」,根本就沒有見到任何「建文帝朱允炆」的後代,或者其他「大明人」。
因此《東番記》極有可能是沈有容將軍,親自授意陳第,寫來預備在萬一被政敵構陷時,作為替自己脫罪的自白。
所以陳第在《東番記》文中,為了保護沈有容將軍和自己的政治安全,不斷強調台灣「無酋長、不官不長」,並且把台灣人寫成是「飽食嬉遊,于于衎衎;無懷、葛天之民」,是沒有任何政治圖謀的人民。
但他為了保存歷史事實,卻又在文中記錄了「夷目大彌勒」等人的事蹟,甚至留下台灣大明人「無事晝夜習走」,日夜都不斷進行軍事訓練的線索,好讓後人可以在文字中,追尋歷史的真相。
其次是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明確地稱台灣大明人為「番」,卻又稱台灣大明人的領導人是「夷」,而居民則稱為「夷人」,這點也非常可疑。
後來從福建移民來台灣的閩南人,稱「台灣大明人」和「台灣福佬人」都叫「番」,但陳第來自福建,卻稱為台灣人為「夷」。
「番」和「夷」這兩個字,雖然都是舊時中國對邊境少數民族或外國的稱呼,但「夷」偏指東方的邊境少數民族或外國。所以就文字而言,「番、番目」和「夷、夷目」還是有差別的。
陳第既稱台灣住民為「夷人」,那為什麼陳第的題目,不寫成《東夷記》,卻寫成《東番記》?而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用了「東番夷人」這四個字,但「東番」和「夷人」顯然是重覆的概念。
按語意而言,假設「東番」是泛稱所有中國東方邊境的人,那麼「夷人」就明確是陳第對當時「台灣人」的最精確稱呼了。如此一來,當時「台灣人」在陳第的眼中,事實上是「夷人」,而不是後來閩南人稱的「番」,這對出身於福建的陳第而言,確實有點奇怪。
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明明可以簡單說成是「東番」和「番目」,卻要故意稱為「夷目」,而刻意返覆使用「夷」這個字。如果陳第不是把台灣人當成「夷人」,就是陳第故意要用「夷」這個字,來引導出「明」這個字。
因為《易經.第三十六卦》是「明夷卦」,《易經》是古代儒生個個都必讀的經書,明末清初黃宗羲還寫了一本《明夷待訪錄》,同樣用到「明夷」兩字,可見《易經》的「明夷」一詞,在當時是儒生必知的基本字彙。
《易經》中,「明夷」這兩個字是同一卦的,本意是「明亮亮的大弓箭」,但被搞算命的孔子儒家妄解為「太陽沒入地中的現象」。而陳第就是要用「夷」這個字來引出「明」字的,所以他才會故意把「番目」寫成「夷目」,以「夷」代「番」,來讓後人有所質疑,進而想到「明」這個字。
明.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隱匿「夷目-大彌勒」實為「明王-大明人」,這和清.黃叔璥《臺海使槎錄》中,隱匿「番長-大眉」實為「明王-大明」的手法,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
陳第和黃叔璥兩人,明知台灣有一位「明代王」是「建文帝朱允炆」的後代帝王,但他們全都不敢明說,只敢在書中留下線索暗示後人,讓後人循線去發現真象。

《東番記》與《臺海使槎錄》隱藏祕碼

陳第是故意寫《東番記》,以強調沈有容將軍和他們等人,來到台灣只見到「大彌勒」這個「夷目」,根本就沒有見到任何「建文帝朱允炆」的後代,或者其他「大明人」。
因此《東番記》極有可能是沈有容將軍,親自授意陳第,寫來預備在萬一被政敵構陷時,作為替自己脫罪的自白。
所以陳第在《東番記》文中,為了保護沈有容將軍和自己的政治安全,不斷強調台灣「無酋長、不官不長」,並且把台灣人寫成是「飽食嬉遊,于于衎衎;無懷、葛天之民」,是沒有任何政治圖謀的人民。
但他為了保存歷史事實,卻又在文中記錄了「夷目大彌勒」等人的事蹟,甚至留下台灣大明人「無事晝夜習走」,日夜都不斷進行軍事訓練的線索,好讓後人可以在文字中,追尋歷史的真相。
其次是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明確地稱台灣大明人為「番」,卻又稱台灣大明人的領導人是「夷」,而居民則稱為「夷人」,這點也非常可疑。
後來從福建移民來台灣的閩南人,稱「台灣大明人」和「台灣福佬人」都叫「番」,但陳第來自福建,卻稱為台灣人為「夷」。
「番」和「夷」這兩個字,雖然都是舊時中國對邊境少數民族或外國的稱呼,但「夷」偏指東方的邊境少數民族或外國。所以就文字而言,「番、番目」和「夷、夷目」還是有差別的。
陳第既稱台灣住民為「夷人」,那為什麼陳第的題目,不寫成《東夷記》,卻寫成《東番記》?而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用了「東番夷人」這四個字,但「東番」和「夷人」顯然是重覆的概念。
按語意而言,假設「東番」是泛稱所有中國東方邊境的人,那麼「夷人」就明確是陳第對當時「台灣人」的最精確稱呼了。如此一來,當時「台灣人」在陳第的眼中,事實上是「夷人」,而不是後來閩南人稱的「番」,這對出身於福建的陳第而言,確實有點奇怪。
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明明可以簡單說成是「東番」和「番目」,卻要故意稱為「夷目」,而刻意返覆使用「夷」這個字。如果陳第不是把台灣人當成「夷人」,就是陳第故意要用「夷」這個字,來引導出「明」這個字。
因為《易經.第三十六卦》是「明夷卦」,《易經》是古代儒生個個都必讀的經書,明末清初黃宗羲還寫了一本《明夷待訪錄》,同樣用到「明夷」兩字,可見《易經》的「明夷」一詞,在當時是儒生必知的基本字彙。
《易經》中,「明夷」這兩個字是同一卦的,本意是「明亮亮的大弓箭」,但被搞算命的孔子儒家妄解為「太陽沒入地中的現象」。而陳第就是要用「夷」這個字來引出「明」字的,所以他才會故意把「番目」寫成「夷目」,以「夷」代「番」,來讓後人有所質疑,進而想到「明」這個字。
明.陳第在《東番記》中,隱匿「夷目-大彌勒」實為「明王-大明人」,這和清.黃叔璥《臺海使槎錄》中,隱匿「番長-大眉」實為「明王-大明」的手法,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
陳第和黃叔璥兩人,明知台灣有一位「明代王」是「建文帝朱允炆」的後代帝王,但他們全都不敢明說,只敢在書中留下線索暗示後人,讓後人循線去發現真象。

「大肚王」應是「大都王」

事實上這個「大肚山」的「大肚王」,不但不叫「番長」,而是叫「大明王、明代王」,這位「大明王、明代王」也不是叫「大眉」,而是叫「大明」。「眉」與「明」字形字音都極為近字,所以是巡臺御史黃叔璥故意以「眉」這個字,來暗示「明」,以免招來政治獄或文字獄。
甚至所謂「大肚山」這個名稱也絕對是假的,「大肚山」和人的「肚子」和「山」都沒有關係,也和「南島原住民語」毫無瓜葛。
黃叔璥講的「大肚山形」這句話,是文言文,「大肚山形」並不是講「大肚山」的「山形」,而是講「大肚」這個地方的「山形」。因為所謂的「大肚山」,根本就是一個高聳的「台地」,而不是真的「高山」,所以黃叔璥才會說像「高城」,「高城」就表示那裡的地形高聳,但不是真的山,而是可以建「大都城」的高聳台地。
所以「大肚山形」是講「大肚」這個地方的「山形」,並不是講「大肚山」的「山形」。因為事實上「大肚」不是「大肚山」,而是「大都」,黃叔璥講的「大肚山形」就是「大都山形」。
因此,黃叔璥講的「大肚山形,遠望如百雉高城,昔有番長名大眉。」真正的意思就是:「『大都』的山勢地形,遠遠望過去,就好像是三百丈高的『高城』,從前這裡有一個『帝王』,他的名號叫『大明王』。」
所以說,「大肚」其實是「大都」之誤,「大都」是古代王畿外圍的公之采地。《周禮.地官.載師》:「以小都之田任縣地,以大都之田任畺地。」鄭玄.注:「大都,公之采地,王子弟所食邑也。」
「大都」後來泛指「都邑之大者」。到了元朝,把北京當成「元大都」也稱「大都」,「大都」突厥語稱為汗八里,意即「可汗之城」。明朝人滅了元朝,所以「明代王.建文帝朱允炆」把他在台灣的國都稱為「大都」,是可以理解的。
「大都」這個地方,因為作為「明代王」的「國都」而稱為「大都」。但是清代的黃叔璥不敢講「大都」,他只敢講發音近似的「大肚」。因為講「大都」會讓人知道那裡是「明代王、大明王」的「國都」,這樣他就可能會有「追念前朝(明朝)」的牢獄之災。
黃叔璥講的「大眉」就是「大明」;「大明」的「王」,就是「明代王、大明王」;「明代王、大明王」住的國都,當然是「大都」而不是「大肚」。
「大明王」當然是「大明人」;這「大明人」就是陳第講的「大彌勒」,所以「大眉、明代王、大都王(大肚王)、大明人(大彌勒)」其實全都是大明人的「帝王」。

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

「贛番扛廟角」由來

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時,以「宗教恐怖主義」及「戰爭罪」,判了幾位荷蘭基督教牧師死刑,除了是為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的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殖民地和教區「sideia( Diocese教區)」,被荷蘭基督教以軍事武力突襲攻佔而逐出台灣之外,最重要的還是要平息這些荷蘭牧師,在台灣進行「宗教恐怖主義」所引發的強烈民怨。
台灣的大明漢人,在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時,還當下就把被荷蘭人依西方習慣而放到名字後面的漢「姓」,全部改回到名字前面來;就算有些人把「姓」改回到名字前面時,用錯了漢字,但至少也都還是找回了自己的漢姓。
我們從現在台灣很多道教寺廟的柱子上,都雕刻有荷蘭人扛廟柱的「贛番扛廟角」,讓荷蘭人負起支撐道教的責任,就可以知道,大明漢人和道教,對荷蘭人的宗教迫害,痛恨有多深。

「鄭成功」處決荷蘭牧師

我們從很多荷蘭的史料可以發現,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帶來台灣的牧師,很多都兼任搜集情資的間諜,也同時進行宗教恐怖活動。
這些荷蘭牧師幾乎沒有一個是正直善良的牧師。譬如根據「Tonio Andrade」所著《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》一書的內容來看,荷蘭牧師「Simon van Breen漢譯:范布練」,其實就是專門負責深入刺探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的間諜。
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被荷蘭人禁止做海上貿易,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在台南河港口的商船隊領導人、部屬和船隊的船隻動向,也因為被范布練牧師長期進入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居住地區刺探,再栽贓為中國海盗之後,就全面被荷蘭人追殺殘害而被消滅。
所以現在有很多替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擦脂抹粉的台灣歷史學者,講到「Favorolang」的人口忽然消失問題,還會裝可愛而虛偽地問:「Favorolang華武壟人後來究竟到那裡去了?」其實他們應該去問他們的荷蘭主子,或到地獄裡去問范布練牧師,就會有以下很清楚的答案:「他們幾乎被我們荷蘭人全宰光了!」。
甘治士牧師的《福爾摩沙島簡述.前言》中,荷蘭人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,台灣是從一個荷蘭牧師潛伏刺探好幾年開始,就落入他們手中的:「a description of which island being come to our hands from a person who had been several years a minister among the Dutch there.」這就可以清楚證明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牧師,全是先譴的間諜,當他們要掠奪摧毀一個地方時,就會先派牧師假裝傳教,然後進行情報搜集,時機成熟之後,就派兵加以攻擊。
這些荷蘭基督教牧師,不僅是「宗教恐怖主義」的執行者,還是「種族洗淨者」,同時也是軍事間諜以及戰爭罪犯。譬如像荷蘭基督教牧師首惡「Robertus Junius漢名:尤羅伯」,不但強迫「Soulang神龍村(蕭壟社)」,被威脅利誘信教的大明漢人基督徒,組成基督軍當砲灰,甚至他還親自率領這些「Soulang神龍村」的基督軍,去攻打「Mandaw碼頭(麻豆社)」反抗軍的親人同胞,搞到大明人自相殘殺,處處屋毀人亡,而人口銳減。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就是透過牧師在台灣進行宗教恐怖主義,而全面消滅台灣大明人的道教信仰,並且屠殺道教女祭司,燒毀道教神像神桌和道教廟宇,並且用屠殺來威脅利誘台灣大明人改信「荷蘭基督教」的。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荷蘭牧師,是侵略弱小民族的「宗教恐怖主義者」,而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「宗教恐怖主義者」。荷蘭牧師對台灣人的迫害,比當今全世界的宗教恐怖分子還更兇殘。
這些荷蘭牧師整天帶著士兵四處搜查燒殺擄掠,把大明漢人的道教信仰和宗教文物幾乎完全摧毀,最後台灣大明漢人只敢保存盛水的「淨瓶」,來延續自己的信仰,日後還被他們的同路人,進行種族洗淨而扭曲成「祀壼之族」的原住民。
這就是為什麼當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,台灣的大明漢人雖然經過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」38年的宗教改造,卻在一夕之間,就完全拋棄基督教,讓「荷蘭基督教」在台灣剎那之間完全消失,連一個荷蘭基督徒都不剩的原因。
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時,以「宗教恐怖主義」及「戰爭罪」,判了幾位荷蘭基督教牧師死刑,除了是為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的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殖民地和教區「sideia( Diocese教區)」,被荷蘭基督教以軍事武力突襲攻佔而逐出台灣之外,最重要的還是要平息這些荷蘭牧師,在台灣進行「宗教恐怖主義」所引發的強烈民怨。

鄭成功以「宗教恐怖主義」及「戰爭罪」處決荷蘭牧師

我們從很多荷蘭的史料可以發現,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帶來台灣的牧師,很多都兼任搜集情資的間諜,也同時進行宗教恐怖活動。
這些荷蘭牧師幾乎沒有一個是正直善良的牧師。譬如根據「Tonio Andrade」所著《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》一書的內容來看,荷蘭牧師「Simon van Breen漢譯:范布練」,其實就是專門負責深入刺探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的間諜。
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被荷蘭人禁止做海上貿易,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」在台南河港口的商船隊領導人、部屬和船隊的船隻動向,也因為被范布練牧師長期進入「Favorolang話福佬郎(閩南人)居住地區刺探,再栽贓為中國海盗之後,就全面被荷蘭人追殺殘害而被消滅。
所以現在有很多替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擦脂抹粉的台灣歷史學者,講到「Favorolang」的人口忽然消失問題,還會裝可愛而虛偽地問:「Favorolang華武壟人後來究竟到那裡去了?」其實他們應該去問他們的荷蘭主子,或到地獄裡去問范布練牧師,就會有以下很清楚的答案:「他們幾乎被我們荷蘭人全宰光了!」。
甘治士牧師的《福爾摩沙島簡述.前言》中,荷蘭人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,台灣是從一個荷蘭牧師潛伏刺探好幾年開始,就落入他們手中的:「a description of which island being come to our hands from a person who had been several years a minister among the Dutch there.」這就可以清楚證明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牧師,全是先譴的間諜,當他們要掠奪摧毀一個地方時,就會先派牧師假裝傳教,然後進行情報搜集,時機成熟之後,就派兵加以攻擊。
這些荷蘭基督教牧師,不僅是「宗教恐怖主義」的執行者,還是「種族洗淨者」,同時也是軍事間諜以及戰爭罪犯。譬如像荷蘭基督教牧師首惡「Robertus Junius漢名:尤羅伯」,不但強迫「Soulang神龍村(蕭壟社)」,被威脅利誘信教的大明漢人基督徒,組成基督軍當砲灰,甚至他還親自率領這些「Soulang神龍村」的基督軍,去攻打「Mandaw碼頭(麻豆社)」反抗軍的親人同胞,搞到大明人自相殘殺,處處屋毀人亡,而人口銳減。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就是透過牧師在台灣進行宗教恐怖主義,而全面消滅台灣大明人的道教信仰,並且屠殺道教女祭司,燒毀道教神像神桌和道教廟宇,並且用屠殺來威脅利誘台灣大明人改信「荷蘭基督教」的。
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殖民軍」的荷蘭牧師,是侵略弱小民族的「宗教恐怖主義者」,而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「宗教恐怖主義者」。荷蘭牧師對台灣人的迫害,比當今全世界的宗教恐怖分子還更兇殘。
這些荷蘭牧師整天帶著士兵四處搜查燒殺擄掠,把大明漢人的道教信仰和宗教文物幾乎完全摧毀,最後台灣大明漢人只敢保存盛水的「淨瓶」,來延續自己的信仰,日後還被他們的同路人,進行種族洗淨而扭曲成「祀壼之族」的原住民。
這就是為什麼當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,台灣的大明漢人雖然經過「荷蘭基督教恐怖主義」38年的宗教改造,卻在一夕之間,就完全拋棄基督教,讓「荷蘭基督教」在台灣剎那之間完全消失,連一個荷蘭基督徒都不剩的原因。
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時,以「宗教恐怖主義」及「戰爭罪」,判了幾位荷蘭基督教牧師死刑,除了是為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的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殖民地和教區「sideia( Diocese教區)」,被荷蘭基督教以軍事武力突襲攻佔而逐出台灣之外,最重要的還是要平息這些荷蘭牧師,在台灣進行「宗教恐怖主義」所引發的強烈民怨。

「新市」舊名「林港、新港」

現今台南新市的「新港」,在最早的時候,荷蘭人是記為Linkan林港」,在荷蘭殖民之前的台灣明代王時代,這裡最早居住的是姓「林」的台灣大明漢人,所以才會稱為「林港」但這些人現在被“南島主義者”變造為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「南島語西拉雅族」,但他們本來全都是姓「林」的漢人,他們的祖先是在明代或更早之前,從大陸移民來的。

「林港」在當時是一個舊港口,後來這個港口可能改建成新的,或者在當地重建一個新的港口,因此荷蘭人後來才又記為「sinkank新港」。

「新港」地名由來

現今台南新市鄉的「新港」,在最早的時候,荷蘭人是記為Linkan林港」,在荷蘭殖民之前的台灣明代王時代,這裡最早居住的是姓「林」的台灣大明漢人,所以才會稱為「林港」但這些人現在被“南島主義者”變造為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「南島語西拉雅族」,但他們本來全都是姓「林」的漢人,他們的祖先是在明代或更早之前,從大陸移民來的。

「林港」在當時是一個舊港口,後來這個港口可能改建成新的,或者在當地重建一個新的港口,因此荷蘭人後來才又記為「sinkank新港」。

台南麻豆

台南「麻豆」這個地名是錯的。真正的地名應該是碼頭。在荷蘭殖民之前,台灣的明代王時代,便有這一個城鎮。外文是寫成MandawMattauMattauw。表示這裡從前是重要的港口碼頭。

MandawMattauMattauw」的讀音是台灣大明漢人的讀音,被後來的閩南人誤譯為「麻豆」。